那是他休假回家的午后，永清从新竹的研究所宿舍赶来看他，他再也忍受不了良心上的煎熬，抱著永清痛哭，将这件卑劣的罪行一五一十地说给永清听。
他还记得永清当时目瞪口呆的表情，但除了同情外，他在永清眼中看不到一丝的鄙视和谴责，永清只是很冷静的问他打算怎么做。
他当时只是茫然地回瞪他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心里的打算。
后来永清劝他最好什么事也别做，因为强暴是属于告诉乃论罪，就算他有心认罪，到警察局去自首，警方也未必会受理。而且事情隔了这么久，既然对方没有告他，现在再来提起这件事，既是自揭疮疤，也徒然造成对方的困扰。
因为永清的这番建议，他选择让此事沉埋心底深处，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在记忆里消失，相反的，它在他记忆里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，总是在他最没防备时又冒了出来。